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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次修:民国时期籍贯桐城的济南“真名士”

作者:张伟

2023-02-02 20:00:36

来源:网络

迄今为止，人们对左次修知之甚少。左次修出身安徽桐城名门望族，因父宦游齐鲁，所以出生于济南，年轻时曾在北京担任幕僚沉浮二十年，后到迁居天津习字、篆刻、著书，广结报人、名宿成为名人。三十年代后，左次修回到济南，与关友声、王献唐、王林肯等相契，开药店、绘丹青、育学子、研小学、究甲骨，成为济南文化界举足轻重的真名士。解放后特邀为省政协委员、省文史馆员，组建诗社“偕老会”、著书立说。左次修见识卓越，却与世无争，他的传奇一生与艺术成就，和他当今的声名远不相称，我们相信历史是公正的，济南作为左次修先生的出生地和归宿地，理应记起这样一位民国时期的“真名士”。

一

左次修(1887-1962)，名熙庆，字次修，以字行，号熙，又号燹赦翁、修髯、草菅石命斋斋主、老石工、石寿人、六无老人等，安徽桐城左宕左氏人。桐城左氏是与方、姚、张、马并称的当地五大望族之一，左次修家族第一代始于元末明初，左光斗公的七弟左光先为左次修的11世祖，左光先是明天启四年举人，授建宁知县，迁山西道御史，官至浙江巡按。他为官清廉，不受馈金，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平许都乱。安宗立，任浙江巡抚，疏纠马士英。南京亡，回乡隐居。绍宗立，起江西道御史，加太仆少卿，曾著述《左侍御公奏疏》二卷、《左侍御公诗集》、《左侍御公文集》等，亦声名显赫。左家文思绵绵，昌盛不衰，左次修的曾祖父左星穀，字穗六，号省齐，监生，布政司理问衔，例授儒林郎，敕封修职郎，著有《碧梧轩古文词稿》。爷爷左炳春，字杏林，曾担任山东沂州府经历，利津县丞，戴庙闸官，敕封修职郎，诰赠奉政大夫，晋赠朝议大夫。左次修随父亲左延龄居山东，父亲左延龄字寿卿，曾担任濮州吏目，保升候补知县，补缺后以同知用，敕授登仕佐郎，诰封奉政大夫，晋封朝议大夫，左次修的母亲王氏是临淄监生王嵩龄的女儿，也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相夫教子，名声在外，她被敕封孺人，诰封宜人，晋封恭人。左次修长兄左登庆，字云忂，监生，配贵州进士唐建寅的女儿；二哥左宜庆，字澍丞，监生，丁酉顺天乡试中第十八名举人，主考官在试卷批：“法密机圆，经策殚洽”、“理精词湛，经策典赅”，授江苏候补同知，配江苏廪生张育蕃的女儿；三哥左开庆，字霁岚，监生，配吴氏。1887年2月15日（光绪十三年丁亥），母亲在36岁时，在济南生下左次修。

左次修自小聪慧，加之家学渊源，在私塾中与兄长一起读书刻苦，打下坚实而深厚的国学底子，诗词歌赋无所不能，尤其是“寿屏挽联，绝不含糊”。他同三个哥哥一样同为光绪时代监生，这是明清两代取得入国子监读书资格的学子，才可以称为国子监生员的简称，具有参加乡试的资格。可惜左家除了二哥中举之外，随着中国科举制度的废除，左次修无法像祖辈们一样走上科举入仕的道路。但是，左次修内心非常有追求，即使生不逢时，他也一直努力追寻自己的理想与抱负，他接触外界新鲜事物，与海关的朋友宋季超成为莫逆之交，此人英文甚好，又十分热爱传统文化，二人互教互学结为兄弟。左次修外语水平很高，曾做过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外籍老师庄士敦的秘书，庄士敦（1874--1938年）是英国苏格兰人，本名Johnston,Sir Reginald Fleming，1898年来到中国，曾任香港总督秘书，庄士敦在北京时与左次修认识，左次修也开启了青年时期在北平成为职业幕僚的职业生涯，他不仅担任过庄士敦的秘书，还曾经担任京兆尹文员，因此，吴秋尘说左次修“官虽然不大，但所谓‘宦海’――其实只可说‘幕海’――中所浮沉了二十年来年的光景”。

左次修虽然是士子出身，思想却非常时尚，他是中国最早介入摄影技术的人。“早在二十五年（1907）前，他就开过照像馆，自己有很好的照像本领。虽然那时中国人还不懂得什么‘艺术摄影’”，照相是鸦片战争期间伴随着侵略者的枪炮来到中国，随着摄影术的发展，人们对照相认知的转变，在1907年时挑选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如逢年过节、添丁弥月、生日寿辰，甚至婚丧嫁娶等，去照相馆拍摄照片留念，俨然成为富贵人家的新时尚，左次修以弧光摄影，留下美丽绝伦、艺术精妙的照片，可以作为一种永久的个人记忆，很多遗留的珍贵影像，成为我们家国历史的重要视觉载体与财富。左次修摄影技术高超，曾经拍过许多艺术照，1927年，他还为电影明星王人美摆拍过一幅口叼玫瑰的肖像艺术照《妬花》，刊登在《北洋画报》上，非常专业与新潮。

二

左次修前半生的幕僚生涯，可谓漂泊不定。左家也在大江南北之间迁徙。清末，左家在左延龄的决策下，家族曾回安徽桐城居住，1909年，左延龄道归南山后，左家重新搬回济南，直到1928年，因左宜庆调往京奉路局工作，左家举家迁至天津英租界的寿保里1号。

左次修到天津后，最初为《益世报》撰稿，发表小说、杂文和诗词。《益世报》是天主教天津教区副主教雷鸣远在1915年创办，在当时天津是中国的新闻舆论中心，民国的四大报纸《大公报》、《益世报》、《申报》、《民国日报》就有半壁江山落户津门。《益世报》的声名、地位仅次于《大公报》，成为津门报业的双子星座，作为言论自由的平台和社会的喉舌，《益世报》留下了许多民国名流的妙手文章和往事钩沉。罗隆基、梁实秋、田汉、钱端升、张秀亚、范长江、张恨水、邓广铭等与《益世报》紧紧联系在一起。1921至1922年，远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受《益世报》的邀请，从遥远的欧洲为《益世报》写下了56篇海外通讯。1928年刘浚卿接掌《益世报》后，起用南开大学毕业的族弟刘豁轩担任《益世报》总编辑，扩充报馆的编辑、记者阵容，广开新闻来源，在新闻报道方面逐渐具备了竞争能力，左次修凭借国文基础和丰富的阅历，以及敏锐的眼光，攫取平日里街头巷尾关注的奉系军阀鱼肉百姓的做派和政治家们空谈误国的行径，撰写杂文针砭时弊，如《昔日旧军阀一幕》《妙哉怪理想》《一堆改良政策》等，在《益世报》一经刊出，引发市民的强烈关注。

左次修在天津展现了多才多艺的才能。他复古油漆制作工艺品，“用厚纸漆成的油金牌匾和屏风，是他近年来最得意的作品”。1929年春，左次修尝试雕漆艺术，他创设“漆雕开”，即将厚纸漆成油金牌匾和屏风，在上面雕刻成各种图形，然后涂上各种颜色的油漆，五彩斑斓，浓艳古雅，雕镂精细，悬挂室内，于竹联木匾之外，别创一格。坐落于天津旧法租界原德泰洋行楼的著名大华饭店牌匾，便出自他的手笔，袁克文专门为大华饭店题写了“满足清净”四个大字。大华饭店位于原法租界梨栈大街与圣路易路交口,是由赵四小姐的哥哥赵道生创办，外文名是“路易斯咖啡厅”。大华饭店专做名人生意，是当时军政界、银行界指定聚会之所群一社、益友社、聊青社、仁社、中国工程师学会等团体的聚会据点，前大总统黎元洪、梅兰芳、余叔岩、尚小云等频繁来此。当年，饭店硬件设施除公共餐厅外，还另设西式雅座，墙壁上挂有无线电收音机，可播放电台的音乐、戏曲。楼上有冬日花园，地面用纯大理石铺成，冬暖夏凉，另设有屋顶花园，夏日可以纳凉跳舞，乐队自哈尔滨聘请，屋顶花园晚会、舞会以及不时举办的画展也十分有名。据1929年2月28日著名报人王小隐发表在《北洋画报》上的《漆雕开复活》一文载：“予所居曰‘忆婉庐’，所以纪念亡室也。顾久无斋匾，时吴秋尘弟介左次修君以此额赠焉。古色幽香，淡雅绝伦，悬于萧斋，信文玩之逸品矣。额以漆制，色泽古雅，雕镂精细，或仿造像，或摹金文，斑驳陆离，气象万千，而质地绝不笨重，携悬咸便，前此未有之发明，较磁铜木石，直不可同年而语，使李笠翁得见，不知若何倾倒矣”，由此可见王小隐的“忆婉庐”斋号亦出于左次修的匠心。此外，他为“不患得失斋”、“益友聚”等制作的匾额曾在《北洋日报》刊登。

左次修迁居天津，不仅经常参与《益世报》稿件撰写，与《北洋画报》关系殊深，这得益于他的表兄吴秋尘。吴秋尘名华，原籍江苏吴县，毕业于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为著名报人王小隐的得意门生，1926年《东方时报》中文版在天津复刊时，总编辑为王小隐，副刊主编就是曾在《世界日报》任编辑，后转投《东方时报》的吴秋尘，《东方时报》当时的卖点都在其副刊《东方朔》上。1928年，原《庸报》经理王镂冰在法租界创办《商报》，吴秋尘进入《商报》任副刊《杂货摊》主编，结识了刘云若、宫竹心等文人，遂开始在天津小有名气。吴秋尘主持副刊《杂货摊》时，创办《一炉》杂志，《一炉》创刊号的封面设计是著名报人冯武越，他是津门著名报人，为《北洋画报》创办人，起用的王小隐、刘云若等人使得《北洋画报》迅速在报界打开知名度。《一炉》刊物的封面题眉则是左次修，“一炉”二字采用墨拓金文的形式，古朴庄重，富有金石气息，厚重的题眉形式与封面设计极其巧妙地融为一体，体现了卓越的艺术见识与超前的设计意识。《北洋画报》当时在中国传媒界被称为“北方巨擘”，该刊由冯武越、谭北林所创办，左次修的表弟吴秋尘任主编，左次修在《北洋画报》发表大量绘画、诗词、篆刻、小说等作品。1931年，左次修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用三个月时间，写成20万言的《帘卷西风记》，“洋洋洒洒，十分热闹。全部底稿，已送给了本报。从下期起，便开始刊载。在阅者可以多饱些眼福，左次修本身，也算得一种新的成功。虽然他很客气地说，‘不过作着玩玩而已’”。左次修善于篆刻，曾刻《六十甲子章》，在《北洋画报》有他大量篆刻作品发表，其作品出入秦汉,空灵古朴,典雅含蓄而不失锋芒,兼收众名家所长，师古而不拘泥,博取别开。1931年9月21日，《北洋画报》出了一期专刊《艺术家左次修介绍专页》，受到读者关注，在大家的印象中他是作家、书画家、篆刻家。

左次修夫人萧少瑜是名医萧龙友的侄女，也能诗善画，作品经常见于报端。左次修与萧少瑜的室名“厨梳书庐”，集厨房、梳妆房、书房均在一起，“的确，不如此够不上一对名士，够不上一个艺术家庭”，“厨梳书庐”还是一个雕漆展卖商店、一家美术艺术馆，他们理想的商店不注重规模，但追求商品新颖，主要出售各地之名特产品，如月盛斋之酱羊肉、六必居之象牙萝卜、李博九大夫发明之药品、左次修的雕漆作品等。店中出售物品不仅特别，命名也很风雅，如糕中之“刘不题”、饼饵中之“干脆”和“学而食”、化妆品中之“花袭人”等，均为其他商店所没有。商店最初在英租界寿保里一号，地点略显偏僻，后改在法租界26号路（今大沽路以西的滨江道）西首。由于新址地处繁华之区、店名奇特、商品新颖，每日有人参观、购买所展卖的作品，生意十分兴隆。左次修的家庭博物馆，边展边售，逐渐引起当时的经济学家段季达、名医李博九的关注，他们希望与左次修合作，开一家百货商店。留守津门期间，左次修曾为人撰写寿屏、挽联，“自工而食，萧然自得”。

三

三十年后代之后，左次修携夫人回到济南。关友声与左次修相识相契，皆因书画之缘，后互慕才情而惺惺相惜，结为莫逆之交。

左次修初来济南，受关友声照顾颇多，左次修到济南后，先在南关饮虎池前街关友声家嘤园暂住，后在嘤园对面上新街一家刘姓房东家租房安顿下来。左次修时常前往关友声的嘤园论画谈艺。关友声家族，自明代迁徙济南洛口以来，世代盐商，家境富足。1932年底，张善孖、张大千兄弟受著名书法家叶恭绰先生邀请，举家从上海迁居苏州网师园。此后，张大千经常往返北京与苏州，他往返京沪路经济南，即到关松坪、关友声兄弟俩家小住，除拜访亲友之外，其中重要的目的之一便是观赏临摹关家所藏八大山人朱耷与苦瓜和尚石涛的画作。1935年冬，张大千带弟子何海霞到济南游玩，又住在关友声的嘤园，关友声同张大千、何海霞朝夕相处，谈诗论画，互倾肺腑，关友声将家藏历代名作拿出来给张大千鉴赏，张大千见到喜爱的就伏案临摹，不舍昼夜。1937年2月，张大千与何海霞再次来到山东，2月28日，关友声偕张大千及何海霞来到王献唐工作地方山东省图书馆，与图书馆等候多时的邢蓝田攀谈后，邢蓝田邀至关友声、张大千、何海霞到郁濬生、李枚生处，一起谈诗论画，张大千与王香荪、邢蓝田、等在燕喜堂吃饭，在大观园共和厅茶园听书，在关友声的引荐下，与左次修雅聚。当时，左次修在嘤园结识张大千，并观赏《陵图》而有《题诗》，左次修《题张大千画箕子陵图》诗曰:“赤眉故技虾夷效，暴骨摧骸及帝王。五十三年亡国恨，铜驼荆棘成沧桑。与块之觇重耳还，因秦复国报秦难。披图如读兴衰史，松拍同期耐岁寒”，这是左次修与张大千二人难得的一次诗画缘和诗画合璧之作。《陵图》与《题诗》都是日寇侵朝历史的见证，而《题诗》的作者因《陵图》的感召而期望中朝两国友谊能如松柏之坚，相互支持，共同渡过各自民族的危难。虽然《题诗》没有直接赞美《陵图》，却从对《陵图》所蕴含中日、中朝等国际关系、历史兴衰的吟咏，显示了《陵图》取材意义的重大，而能感动作者有欣然《题诗》的效果，也就在客观上证明着《陵图》艺术上的成功，张大千与关友声、左次修等人的交游，成为济南画坛一件盛事。

左次修为解决生计问题，“七七”事变后，他在济南曾与友人共同发起筹办张自忠学校和工厂。济南沦陷后，左次修蓄须明志，更名修髯，拒不从日，因此生计艰难。左次修的爱人萧少瑜出生于书香门第中，萧少瑜的父亲萧方骥，字持先，又号典铨，生于清同治11年，曾担任清廷盐运大使，民国初年改称为盐知事，在山东历任涛雏、官西、长芦等盐场知事。对山东沿海盐业的开发、经营、管理，有所建树，在山东境内，享有盛名。萧少瑜，字萧世瑚，她自幼读私塾、习书法和绘画，她是四川名医萧龙友的侄女，她与左次修先生的婚姻，得到萧龙友的支持，萧龙友与左次修关系密切，两人的诗文往来比较多，萧龙友对左次修先生的篆刻、甲骨文更为欣赏。萧龙友不仅称赞次修夫妇二位是郎才女貌，而且在1941年3月，为解决左次修与侄女萧少瑜的生计问题，在萧龙友、关友声等朋友的资助下，以1万大洋为本金在济南开设同康药房，萧龙友提供自己的医药配方炮制“六一玉枢丹”、“婴儿安”、“避瘟散”等药剂，其中“六一玉枢丹”为“三用暑药”，可以内服、外擦、鼻嗅，在“六一玉枢丹”的广告背面表明该药是“国医”萧龙友和陈鸿雪处方监制，主治一切暑令急病，重病内服、鼻嗅并用功能尤佳，轻病外擦、鼻嗅即可凑效，平时携带身边鼻嗅少许可以避免瘴疫杂病，四季均宜。左次修在济南悬壶济世，施药济人。

虽然左次修从医补贴家用，但他却从未放下对书画的爱好。高锡嘏《忆左次修先生》一文认为:“修髯”先生在书法和绘画方面的造诣是很高深的。他的小楷，端庄秀逸似钟王(钟繇、王羲之)而又具自己的特色，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就受到诸名家的赞誉；他书写的甲骨文，苍劲古朴，既有甲骨文的刻印痕迹，又有金文的艺术魅力，是近代书写甲骨文的名家。先生对于绘画，十分讲究工巧、意蕴，山水、人物、花卉都很精通。晚年多画花卉，尤擅工笔花卉---应为习工笔花卉者之范本---篆作是邓吴(邓石如、吴让之)之后的佼佼者”。四十年代，左次修曾经与关友声一起到北京办过画展，左次修的夫人萧少瑜与蒋兆和的夫人是亲姊妹，基于这种关系，蒋兆和在北平提供了不少方便。左次修提携美术界同行，1942年4月2日至4日，李苦禅与弟子魏隐儒在济南基督教会青年会举办画展，画展展出的作品，按编号、品名分列，有群鸠、枯木苍鹰、芙蓉小鸟、白梅喜声、松鹰、铁树荔枝、蝶恋花等共六十四幅。弥菊田邀关有声、左次修等济南画界名流到场祝贺，左次修到场，并与弥菊田、关有声一同想办法，找一些熟悉的商界大亨出资购画。弭菊田在济南民众教育馆举办了美术作品展时，才是20岁的青年学生，关有声、张茂材、左次修、胡耳山等山东美术界名流纷纷前往参观，勉励提携青年才俊。

左次修一生与文学艺术密不可分。1946年，左次修在高次乾的推荐下，到齐鲁大学神学院担任主讲选修课的客座教授，齐鲁大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教会大学之一，1904年至1952年，来自美国、英国及加拿大多个基督教差会联合在中国山东省办学的一所综合性的教会大学。在齐鲁大学，左次修与与栾调甫等一起深受神学院院长罗士其的器重，主持教授中国文化史等课程，当时栾调甫主讲庄子，左次修主讲老子，多年以后，栾调甫与左次修在一次山东文史馆会议上，还曾经饶有兴趣地回忆起在齐鲁大学任教的过往。

对关友声的艺术，左次修一向赞赏有加。他认为关友声的章草笔法具有兼和性，兼顾篆隶草以及楷行书体，得章草在笔划形态方面多圆转灵活，转折处多用暗过，而且处理方式多种多样，极为灵便，呈现机动灵活与便利快捷之象，显示出一种智慧与权变之象，富有宏大强盛的格局，唯有左次修第一次提出，关友声开创性地将昆曲融入章草书法中，形成一种丰富而又幽深，生机活泼而又平静安宁的意境，这是对关友声书法极有创意地归纳，也是评价中肯的总结。关友声也十分喜欢左次修的书法、篆刻，他的大部分印章，比如“关友声印”、“嘤园”等十余方常用印章都是出自左次修之手。而且，关友声的1943年自费石印的《嘤园词》，也是左次修帮助整理、润色、修整的，《嘤园词》素材以题画词居多，次为触景生情和伤时感怀之作，词作肖疏清旷、委婉清新、缠绵悱恻，但声律要求严格，左次修工于词律，恰可以补关友声诗词音律之不足，尽管书成付梓之时，济南已被日本占领，文化界噤若寒蝉，左次修还是协助关友声，在诗词中表达委婉凄楚之情，比如，《如梦令·夜坐》：“身是春蚕作茧，斗室苦吟志倦，深夜静无声，时听隔林鸡犬。心远，心远，新恨旧仇云卷”，抒怀了关友声对过往故园沉湎于诗词书画，常常兴致所至，月上多时却浑然不觉的那种无忧无虑生活的怀念。不仅如此，1948年，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后期，华东野战军对国民党军重兵守备的济南进行的大规模攻坚战。济南作为津浦铁路(天津至浦口)和胶济铁路(青岛至济南)的交会点，也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第2绥靖区所在地，是国民党军部队在山东省腹地的最后一个坚固设防城市。国民党军第2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指挥整编第96军、整编第73师等部约11万人重兵把守，负隅顽抗。解放军在许世友等带领下，将济南城逐渐处在我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当时，济南城内的百姓，因害怕战火伤及自身，物价飞涨，安全堪忧，时时备受煎熬。当时关友声已有8个孩子，年幼的孩子仍在襁褓中嗷嗷待哺，处在这兵荒马乱的环境里，就算关家有积蓄，也经不起坐吃山空，而且关友声任教的震华文学院艺术专科已停课多时、工资早已不发。济南城内传言纷飞，治安也非常混乱不堪，关友声愁苦难言。正在这时，南京中央大学的好友陈之佛发来信函，请关友声全家南下躲避战祸。在陈之佛的邀请下，关友声一家带着8个箱子随身的行李与字画，迅速踏上南下的火车。关友声随学校举家南下时，关友声将嘤园全权委托左次修看管，关友声一家辗转去湖南安家。嘤园在左次修照料下也突遭不测，一发未爆炸的炸弹，穿过房顶落到一层，让左次修饱受恐吓。在惊魂未定时，一些从前线退到济南城的伤兵，有的趁机作乱，更让帮助关友声守家的左次修魂不守舍，不得已，在未告知关友声的情形下，左次修花钱给关友声买了个国名党参事的名号，挂在关友声的嘤园门前，以防止兵痞打砸抢闹事，这事在文革期间，还给关友声带来了一场风波。但患难方见真情，危难时的托付更加彰显了与关友声牢不可破的纯真友情好，反衬出左次修重情重义、值得信赖的人品和德行。

四

新中国成立后，祖国面貌一新，左次修为之欣喜振奋不已。他参与很多社会活动，参加济南史学研究组织。1949年7月1日，在北京饭店成立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郭沫若、范文澜、邓初民等30余人，参加在北京饭店举办的筹备会成立会议。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学会主席是郭沫若，副主席是吴玉章和范文澜，常务理事白寿彝、邵循正、陈垣、吴晗、翁独健、尹达、翦伯赞等七人，中国史学会登上历史舞台。1953年6月14日，由郭子化领导、李澄之指导，在山东中国历史研究会筹委会基础上，成立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成立会议上制定了规章制度，建立理事会，将办公地点设立在济南广智院东街的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办公地，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由有历史研究的干部和社会文化学者组成，会员不超过10人。同年8月，山东省政府成立文史研究馆，馆员为史学会会员，每月给予经费。1956年3月，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召开大会，制定了1956-1957年工作计划纲要，改选了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理事会，常务理事兼主席由文史研究馆王林肯担任；常务副理事兼副主席是党校李景春、师范学院的廉立之、第三中学綦际霖、文史研究馆栾调甫；常务理事有文物管理处王献唐、教育厅王祝晨、文史研究馆左次修、师范专科学校李季平、师范学院汪伯岩、第一中学吕寿鹏、教师进修学院姜守迁、省协商会张金铎、解方、文史研究馆杨汉章，以及王明伦、尹琨、刘传珍、刘振通、齐荣文、李天佑、李云昭、李长秀、李季华、李澄之、张静斋、柯纯卿、赵东甫、赵芝训、郝孟良、郭令吾、鲁在璿、薛伯恒。其中主席、副主席6人，理事27人，共计33人。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设立的研究组中，甲骨文研究组由柯纯卿和左次修担任，下设队员16人，包括高次乾与关友声，左次修曾致力小学、朴学、校勘学、金石学研究，纠正当时甲骨文研究名家的不妥之处，比如左次修认为“射”和“矮”的本义应互换，“射”的结构是“寸、身”，其本义应为“矮”；“矮”字的结构是“矢、委”，“矢”是箭，“委”是置放，把箭置于弓上其本义应该是“射”。-左次修还开创性地对每个甲骨文用注音符号标注读音，对汉字演变进行深入研讨，创编“甲骨文汇编”；左次修参加文艺组，文艺组的组长由解方和李景春担任，组员包括左次修以及他的表弟吴次风、好友高次乾以及关友声。直到1958年，左次修一直致力于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工作，在同王林肯、王祝晨等为山东文史馆志书，以及《中国近代史资料（山东部分）的编纂尽心尽力奉献自己的学识和知识，他在《平捻形势图说》、《满清诸臣传记--左宝贵传》撰写、编纂过程中呕心沥血、焚膏继晷地搜集资料、埋头整理，左次修注重坚持唯物史观，做好“考证”与“史料的收集与介绍”等工作，最终形成提高民族自信心的研究成果，为山东文史事业鞠躬尽瘁。

因为左次修在文史研究的杰出贡献，加之他是历史文化名人，1955年春，左次修作为特邀代表在济南参加了山东省第一届政协会议。政协是国家联系群众和传达党的政策的协议机关，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桥梁。左次修在此当中作为特邀的代表，集中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开放与包容。作为文化界的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左次修与其他委员一起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代表行使民主权利，并逐步增强自己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努力参与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等工作，把党的政策和政府法令变为全省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实际行动。左次修进行民主协商、参政议政，注重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他致力于反映各阶层人民的意见和要求，曾经在省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交《关于小学生及教师和家长对儿童德育未能重视的偏差》，建议首先教育家庭妇女为重点，以妇联为中心，如何在可能的范围内将此工作和风细雨地做好，依靠省市妇联的努力和作用。左次修虽然曾有一女，却不幸夭折，但他提出儿童教育的社会问题，充分反映了他的无私和人文情怀。他还将救灾问题、节约粮食写成提案，反映给有关部门参考，为普及教育、传播文化，他还著有《甲骨文字块》，在报纸上开设专栏“古今小事比”撰稿连载，对文化普及，提升市民素质，充分发挥了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全身心地增进了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的群众基础。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山东艺术界，左次修颇有影响，越到老年，他的篆刻宗法秦玺汉印，常以金文入印，刀法矫健，古拙空灵；他的甲骨文，苍劲古朴，既有甲骨文的刻印痕迹，又有金文的艺术魅力，成为近代甲骨文书法名家；左次修晚年山水、人物、花卉皆精通，与夫人萧少瑜多有合作佳作，晚年尤擅工笔花卉，清雅明丽，受到业内书画名家的尊重和认可。左次修善于雕刻扇骨，山水、人物等题材，无一不能。1956年，左次修为杨明漪后人捐献诸葛亮武侯“前后出师表”的42方石刻碑迹，杨明漪是济南人，饱学之士，武术名家，曾就读于山东法政学堂。辛亥革命时，作为学生领袖与王墨仙、周健龙、丁惟汾等赴济南辛庄新军第五镇驻地，游说协统贾宾卿共促山东独立。此善举报道刊登于《大众日报》。左次修具有雄厚的国学接触，他的诗文诸体皆通，作品类目繁多，感时纪事、师友唱和、题画赠序、写物寄情等均有涉猎，词作尚婉约，似李易安，微有柳永风调，亦受王国维影响，声情并作，读之如观美图，如聆好音。左次修晚年居济南大明湖畔，1952年与秦文炳、孙念希、崔裕如、楼辛木、吴揖云、辛铸九、张叔平、刘锦孙、王亦韩、郑樱芝、胡宗九、班浩亭等13位先生结成了"偕老会"（诗社），游湖赏景，诗酒风流，进行古典诗词研究和创作。在“偕老会”中，秦文炳、张叔平、辛铸九三人是本邑乡贤，其余多为客济人士。在饱受儒家思想教育影响下的这一群体中，老人们经常去趵突泉望鹤亭、观澜亭茶社，或是大明湖鹊华居、曲水亭茶馆，在一起临水赋诗，品茗对弈，写写毛笔字，唱唱京剧，有时他们沿湖漫步，游览铁公祠、秋柳园等。“秋柳桥边别有天，茶香酒熟乐陶然。古稀岁月寻常过，憔悴留痕趁晚烟”，正是老人们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偕老会"成员都是读书之人，凡有好书，总是传阅一番，然后互相交流心得。孙松龄、秦文炳、吴揖云、左次修、崔裕如、辛铸九这些政协委员、文史馆员参政议政，在趵突泉、大明湖公园的改建、修缮上，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乱云堆里结茅庐，已近红尘跡渐踈。莫问野人生计事，窗前流水枕前书”这是辛铸九晚年所作的一首七绝，也客观反映了左次修与辛铸九等已近暮年老人的真实情况写照。

1962年，左次修病逝于济南，享年75岁，时任省政协副主席马保三亲自参加葬礼，多才多艺的济南一代“名士”左次修葬于济南英雄山公墓，佛山垂泪，趵突无语，痛祭文魂。

（鸣谢：杜贵晨教授；左孝煌、左孝辉、左孝炳及萧承运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书目：

左孝煌、左孝辉、左孝炳自述材料（未出版）

杜贵晨《济南名士左次修与张大千的一次诗画缘》《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萧承运自述材料（未出版）

张道藩主编《美术年鉴》（中华民国三十六年） 1947年版

济南市史志编纂委员《济南市志（第6卷）》中华书局1997年版

谢兆有刘勇王毅编著《齐鲁书画家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安作璋主编《山东通史》近代卷，上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曲振明《天津老商业》2022年10月24日《今晚报》

肖珙《忆龙友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