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施大畏发表的关于艺术与生活关系的看法引起美术界的关注，其中“艺术作品有生活就大，没有生活就小”等观点，对当代美术创作如何产生精品力作具有启发意义。
上海岳阳路上的上海中国画院的顶层，是施大畏那个“破破烂烂”的画室。我们“几经周折”才进到阁楼上的梯形画室里，从小窗户向外望能看到一方上海街景。梯形空间高的一端，顶天立地的大画，4米高的画架上，是施大畏正在创作的鲧伯取土治水的草稿；梯形矮的一端，一个小办公桌上堆满画册和书籍，中间的空地，也几乎被各种颜料、纸张、画板所充斥。
个子很高——据说有1.87米高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协副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施大畏，在对他而言稍显狭小的画室，正讲着电话，在阴冷的空间里，声调却十分热情。这很奇妙，也很和谐。当他坐下来，儒雅亲切地和我们竹筒倒豆子的时候，尤其是听说记者来访，他笑着挠头，自言想了好几天艺术与生活的话题，并表示这是艺术很根本的一个问题。
好成名的路子，死得快
在近日举办的上海艺术新人大展上，施大畏对年轻画家说：“艺术作品有生活就大，没有生活就小。”引发画界热议。“我当时是想对青年画家朋友说，要有一些感恩之情，一颗敬畏之心。感恩之情是要对社会多一些担当，而敬畏之心是要敬畏天、敬畏地、敬畏人，要有自觉的学习意识。”
“今年是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讲话》的内容，在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艺术与人民的关系，这是两个最重要的艺术规律课题。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学习这个走过来的；但我们很多青年画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画家，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这也让我重新思考：改革开放30多年，艺术家与社会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引发他思考的，是当下美术界无法回避的困境——精品力作的匮乏。为什么我们创作不出好作品？他提到一位曾在全国美展获奖的青年画家，这几年急功近利，忙于画应酬画，现在在画界已经没有影响了。画家把精力耗光了，习惯于一种小的生活方式，再想回来，也不行了。
“好成名的路子，死得快。”施大畏说。
“就这个问题，我没少跟青年朋友‘吵架’——我说，你心里的小故事，诸如我爱你、你不爱我的故事，大家都有，但关键是我们的作品都只有这么小，你的故事如何与老百姓产生共鸣？我们对生活的切入点到底在哪儿。我在想，在如今这个个性发挥得那么充分的年代，我们是不是回头想想共性的东西。”施大畏希望艺术家能跳出小情感的表达，多一些人文关怀的眼光。
对生活的认知不够
观察不够
施大畏所言的“往回走”，很大程度上指向了往基层走、往生活里走——这曾是一代代中国艺术家在艺术上取得成功的法宝和秘诀。
施大畏是老三届。“我曾是上海造船厂的油漆工，每天8点钟去上工，都在工棚里；傍晚把油漆桶洗干净回家，跟老师傅们都有如父子一样的感情。”所以至今，凡是上海叫得上名的大工程——南浦大桥、卢浦大桥、东海大桥——施大畏都去过，“这是一种情结，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养成的习惯——大工程我自然都要去工地看一看、走一走的。这个感情，怎么讲，不混个两三年，是没有感觉的。”
他的前辈，贺友直先生，为了画《山乡巨变》，三次下乡体验生活。“他在生活中发现‘三小’——小动作、小道具、小情节，用它们把故事画生动了。这种东西不到生活中体会，不向生活中的人们学习，仅凭看几本书，是体会不到的。”施大畏说。
上世纪80年代初，施大畏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去桑干河生活了好一段时间。“那时也没有飞机，我们带着一张介绍信就去东北了，住在大队的招待所，屋门没有锁，我们就用脸盆什么的东西挡着门，生活了一个多月。那是我第一次身上生虱子——虱子是灰色的。”他画《暴风骤雨》，去元茂屯住了一个月，从锅勺、劳动工具里感受“有生活”的力量。
但问题是，对青年画家而言，再让他们打着背包去农村，这种原始的、陈旧的体验方式还管不管用？
“有画家画农民工题材，画一个工棚里农民工在里面吃馒头的场景，拿给我看。我感觉他的观察还浮在表面。农民工的精神状态，关键在于他们没有自信，以及他们对理想生活能否实现还存在困惑——我们怎么把这个精神画出来？”答案似乎只有在下生活中寻找。
“最近我去东海大桥工地。他们在海上搭了一个2000平方米的柱子平台，之后再向两边延展架桥。我到那平台上去看，200多个工人，全都是男人，整个施工期他们都在上面。我画了很多他们劳动的速写。”中午时分，施大畏到工人的食堂吃饭。“令我惊奇的是，那些别人眼中粗野的民工，在食堂的小车里养了小盆景。”
“我对他们说：这太有情调了；他们回答，自己有时候一两个月都到不了陆地，一刮风更长时间下不去，种小盆景是自己情感的寄托。”施大畏畅想把叮叮当当刚硬的劳动场景和小盆景的柔性，画在以后的作品里。
对艺术家而言，生活就在细节之中。为什么我们的架上作品，除了市场红火，就不感人？“主要在于我们对生活的认知不够、观察不够。”施大畏的言语中，很“羡慕”各种双年展、三年展上当代艺术作品的受人追捧——“鼓风机吹动巨大的塑料袋，或者来自义乌的小商品集装箱，这些作品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我们熟悉的事物，关注的是环保等大家热议的话题，当代艺术能受关注的原因也在于此——它能给观众共鸣、互动和思考。《清明上河图》为什么几百年这么受人追捧？还不是因为它实实在在地讲了北宋的生活么。”
跳出个性的局限，思考社会的共性
在“生活”中，施大畏自言往陕北走的时候多些。“1996年，我沿着黄河走，到榆林高家坡，我在那里画农家的速写，碰到一位70多岁戴白羊肚手巾的老汉，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2007年，我又到高家坡，老汉已经80多岁了，我又给他拍了一张照片。当我把两张照片放在一起，就会心生感慨：这个村子走不出多远就是高速公路，但这里十年都没有变化，所以我画了《高原的云》，来表达这个感觉。”
他到山西，到河曲县赵家沟希望小学，看到很不错的硬件设施，但他也发现，孩子们课余时间只是翻阅那些已经翻烂了的课本——他们没有课外读物。“听那里的老师说，他们现在不缺硬件，缺的是信息。”这让施大畏回来后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写了提案。“我们关注扶贫，也应关注他们业余生活的发展和提升。现在我们有些出版社很为图书的发行量发愁，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桥梁，让出版社把图书送到山村的学校。城里的孩子可以看到3D、4D、5D的电影，乡村孩子看到画册，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关注民生，让施大畏感到关系国家命运的民生大问题，其实就在自己身边。“我在陕北画画，十年前有很多青年人来旁边看，如今再去，只有老人和小孩在看了——这就是留守儿童、空巢家庭的现象，也是‘三农’问题。如果艺术家跳出个性的局限，去思考这些社会的、共性的问题，艺术空间也会很大。”
施大畏说，艺术家应当有担当，要用艺术满足社会的需求。“如果我们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社会怎么办？艺术不应是为社会功利的需要，而应是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创作的同时，施大畏还在各类艺术机构担任公职。“社会工作有利于促进艺术家的创作，有助于培养更宽阔的胸怀、更敏锐的感悟力和更充沛的精神力量。”最近让他由衷感到这一点的，是他为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变身”为中华艺术宫的开馆大展与法国奥塞美术博物馆洽谈的合作项目。“法国的策展人跟我说，他们想把从库尔贝到米勒的自然主义作品拿到上海办展。我问他们的策展思路，他们说想借自然主义的作品重新回顾人与自然的关系。我发现重提自然、重新梳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只是我们的想法，不只是属于我们的价值观，回归人性、回归生活，它是世界性的话题，是人类关注的共通性话题，是国际的普遍潮流。”
在这样的兴奋中，施大畏愿将美术馆，这个曾经作为艺术家交流的地方，变成满足公众审美需求的场所。“高雅艺术如何与公众搭建桥梁？我们的受众主要是白领市民阶层，怎么打动他们，我们必须有自己的观点和思考。”在施大畏看来，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不是大跃进，而应是提倡文化享受的热潮，“文化发展不能在空中开炮，还要做落地步兵。”
近些年国家启动的诸多重大艺术项目，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参与其中的施大畏不由感慨，“以前哪有我们现在这么好的时代！”政府采购重大题材作品，画家理应全情投入。“在这些项目的创作中，展现的是艺术家的良知、责任、担当和荣誉感。当你真的投入其中，稿费并不重要，我们关心的是那些大画”——他指指4米高的画墙——“一年画一两张，就‘死了’——受不了了；但如果我全变成小画，画好多张，今天就卖了，得到很多钱，那又有什么意思？作为画家，你自己选择了绘画，就要有良心，要以作品展现你对这个世界的贡献究竟有多大。”
在画室凌乱的氛围中，施大畏感到生活是很生猛、鲜活的。“好的艺术作品，一定是从这些生猛里思考出来、感悟出来的。”施大畏说。
